第56章 传说中的五年规划
天上一月，人间一年。
古人的经验智慧，凝练出来的语句，还是有着它内在的含义的。
身处中枢机关，放眼全局之广，每天接收和发出的信息量都是巨大的。
与地方之间，如此巨大的信息差，就导致了这种一眼万年般的错觉和感慨。
之前南下鹏城时，胡副主任与李司长的斗法，造成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。
领导不仅看在眼里，而且心如明镜。
不管是对事，还是对人，胡副主任都输的彻底。
在中枢派往鹏城市的指导组返回后，造车大计落定，成绩已经夯实。
鹏城市也慷慨地给予了BYD和深南时代两家合力造车的企业，比之当初与无疆科技合作时，尤胜一筹的价码。
大局已定后，对胡副主任的惩罚就如期到来了。
改革委机关领导的排序默默地发生了改变，胡副主任断崖式地降到了委领导的垫底一名。
按往常惯例，这里就是暗示到点退休的意思了。
如此雷厉风行的扫平隐患，也是为了能上下一心地开展接下来的重大工作。
这项重大工作就是，传说中的五年规划。
熟悉经济工作的朋友都知道，五年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，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。
其职责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、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，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。
这项工作之所以蕴含有某种神圣的光环，既在于它经历住了历史的检验，成绩斐然。
也在于中枢对这项工作的重视，即便在某些特殊的动荡时期，中枢对五年规划的坚持也从未间断。
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主体责任部门，改革委对五年规划的深度参与和方案产出，一直都极为重视。
李司长进入改革委，依靠能源领域的改革工作取得了优秀成绩，站稳了脚跟。
但距离可以在改革委这么一个宏观经济大脑的单位中获得晋升，还相距甚远。
所以李司长对五年规划，也极其关注，并报以期待。
五年规划工作启动的红头文件发布之后，全国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和各中枢机关都忙碌了起来，暗暗争夺着议题的主导权。
不管是出于政治成绩的考虑，还是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属地建设责任感，短短两三个月内，层出不穷的建议和意见纷纷形成正式的材料文件，如雪片般纷至沓来，汇总至中枢。
薛明身为李司长的秘书，自然充当起了军师智囊的角色。
在此次的五年规划中，李司长一方是否要主动竖起旗帜，将影响力扩展到新的领域，还是继续稳固基本盘，不寻求主动出击。
这就成为了第一个奠定基调的议题。
薛明本心中是期待能参与进这项伟大工作的。
作为一个重生前郁郁不得志的机关小吏，穿越至如今风云际会的大发展的历史时机当口，拥有着超前认知的他，很难忍住为这片热忱的土地抛洒汗水与热血的内心悸动。
但如此宏大、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，薛明前世也没有机会参与，如同行家里手一样地主动提案，他也有些稍显稚嫩和力不从心。
而李司长这边，他毕竟是受限于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的正常人，潜意识中以稳为主的思想占了上风。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李司长来到改革委时间不长，之前的专业积累更多是在工业信息化的领域。
李司长能从一名长期主管工业信息化建设的领导，迅速破局，找到能源改革的突破口，在改革委这个主管全面经济工作的机关单位站稳脚跟，已经实属不易。
对工业信息化、互联网行业的政策规划，李司长可以信手拈来，但如今时移境迁，有工信部的领导诸公在，他也不好越俎代庖。
就这样别扭纠结地过了许久，地方提案已经收集完成。
如果在改革委层面，没有新的修改意见产生，那么这一次五年规划工作，李司长和薛明也就真正成了，只负责承上启下、信息传达的协调者了。
因为这个时期，地方提案都集中在改革委手里，地方的公关工作也都集中到了改革委领导身上，也是一种另类的跑部钱进。
无论公务会谈，还是会谈后的宴请，李司长都带上了薛明。
文山会海的材料战，远没有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更加高效和便利。
更何况不是所有省市都有这种攻关能力的，接触到的这些地方，往往意味着它的资源投入更大，提案的影响力也就更高。
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含的筛选机制。
前文中也有提到，地方经济发展其实有着浓重的互相竞赛的含义，即便这种竞赛并不完全公平。
时间是有成本的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在大发展时代，先行者的先发优势，往往会越发明显。
而且地方省市之间，各自优劣势不同，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，机遇差别很大。
因此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性规律下，薛明心中明白，在迎来送往的公关工作中，看到的大部分都会是捉对厮杀的情况，地方意见的竞争会是主旋律。
但经过数日的这种信息搜集之后，薛明发现了一条特殊的共性意见，仿佛超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，反对彼之反对的规律。
这条共性意见就是取消保证粮食产量的耕地保护红线，让地方不再受限，放开手脚，以土地资源搭建融资平台，各显身手，大力发展。
表达了这个意见的省市多达半数，并且范围很广，从中西部到东南沿海都有声音。
最奇怪的是，即便没有主动提出这项意见的省市，有些也隐隐有着学者和媒体的声援支持的声音。
他们提出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，完全不必守着之前的规则，限制今天的发展。
这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经济全球化，产业大分工，这些声音认为应该让粮食生产的工作，大部分转移到国外，从自产屯粮，转变成依赖进口。
他们自诩为改革开放的信徒，仿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接世界经济的必然结果，仿佛一切行业都要遵守这个规律，即便是粮食安全，这种安全的底线，也可突破。
薛明重生前并未进入核心机关，只从媒体电视中知道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大V，对粮食安全和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进行过大肆抨击，泼了不少脏水。
而熟知历史的薛明，自然更知道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以粮杀人灭国的战争手段。
所以他一直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公知，对其观点，嗤之以鼻。
如今薛明身处机关，权利中枢，迎头撞上了这个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和长远安全的历史性、决定性的问题，即便抛开阵营身份，只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华儿女，薛明也要只身入局，仗义执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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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的经验智慧，凝练出来的语句，还是有着它内在的含义的。
身处中枢机关，放眼全局之广，每天接收和发出的信息量都是巨大的。
与地方之间，如此巨大的信息差，就导致了这种一眼万年般的错觉和感慨。
之前南下鹏城时，胡副主任与李司长的斗法，造成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。
领导不仅看在眼里，而且心如明镜。
不管是对事，还是对人，胡副主任都输的彻底。
在中枢派往鹏城市的指导组返回后，造车大计落定，成绩已经夯实。
鹏城市也慷慨地给予了BYD和深南时代两家合力造车的企业，比之当初与无疆科技合作时，尤胜一筹的价码。
大局已定后，对胡副主任的惩罚就如期到来了。
改革委机关领导的排序默默地发生了改变，胡副主任断崖式地降到了委领导的垫底一名。
按往常惯例，这里就是暗示到点退休的意思了。
如此雷厉风行的扫平隐患，也是为了能上下一心地开展接下来的重大工作。
这项重大工作就是，传说中的五年规划。
熟悉经济工作的朋友都知道，五年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，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。
其职责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、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，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。
这项工作之所以蕴含有某种神圣的光环，既在于它经历住了历史的检验，成绩斐然。
也在于中枢对这项工作的重视，即便在某些特殊的动荡时期，中枢对五年规划的坚持也从未间断。
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主体责任部门，改革委对五年规划的深度参与和方案产出，一直都极为重视。
李司长进入改革委，依靠能源领域的改革工作取得了优秀成绩，站稳了脚跟。
但距离可以在改革委这么一个宏观经济大脑的单位中获得晋升，还相距甚远。
所以李司长对五年规划，也极其关注，并报以期待。
五年规划工作启动的红头文件发布之后，全国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和各中枢机关都忙碌了起来，暗暗争夺着议题的主导权。
不管是出于政治成绩的考虑，还是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属地建设责任感，短短两三个月内，层出不穷的建议和意见纷纷形成正式的材料文件，如雪片般纷至沓来，汇总至中枢。
薛明身为李司长的秘书，自然充当起了军师智囊的角色。
在此次的五年规划中，李司长一方是否要主动竖起旗帜，将影响力扩展到新的领域，还是继续稳固基本盘，不寻求主动出击。
这就成为了第一个奠定基调的议题。
薛明本心中是期待能参与进这项伟大工作的。
作为一个重生前郁郁不得志的机关小吏，穿越至如今风云际会的大发展的历史时机当口，拥有着超前认知的他，很难忍住为这片热忱的土地抛洒汗水与热血的内心悸动。
但如此宏大、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，薛明前世也没有机会参与，如同行家里手一样地主动提案，他也有些稍显稚嫩和力不从心。
而李司长这边，他毕竟是受限于人生阅历和从政经验的正常人，潜意识中以稳为主的思想占了上风。
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李司长来到改革委时间不长，之前的专业积累更多是在工业信息化的领域。
李司长能从一名长期主管工业信息化建设的领导，迅速破局，找到能源改革的突破口，在改革委这个主管全面经济工作的机关单位站稳脚跟，已经实属不易。
对工业信息化、互联网行业的政策规划，李司长可以信手拈来，但如今时移境迁，有工信部的领导诸公在，他也不好越俎代庖。
就这样别扭纠结地过了许久，地方提案已经收集完成。
如果在改革委层面，没有新的修改意见产生，那么这一次五年规划工作，李司长和薛明也就真正成了，只负责承上启下、信息传达的协调者了。
因为这个时期，地方提案都集中在改革委手里，地方的公关工作也都集中到了改革委领导身上，也是一种另类的跑部钱进。
无论公务会谈，还是会谈后的宴请，李司长都带上了薛明。
文山会海的材料战，远没有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更加高效和便利。
更何况不是所有省市都有这种攻关能力的，接触到的这些地方，往往意味着它的资源投入更大，提案的影响力也就更高。
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含的筛选机制。
前文中也有提到，地方经济发展其实有着浓重的互相竞赛的含义，即便这种竞赛并不完全公平。
时间是有成本的，虽然看不见，但在大发展时代，先行者的先发优势，往往会越发明显。
而且地方省市之间，各自优劣势不同，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，机遇差别很大。
因此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性规律下，薛明心中明白，在迎来送往的公关工作中，看到的大部分都会是捉对厮杀的情况，地方意见的竞争会是主旋律。
但经过数日的这种信息搜集之后，薛明发现了一条特殊的共性意见，仿佛超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，反对彼之反对的规律。
这条共性意见就是取消保证粮食产量的耕地保护红线，让地方不再受限，放开手脚，以土地资源搭建融资平台，各显身手，大力发展。
表达了这个意见的省市多达半数，并且范围很广，从中西部到东南沿海都有声音。
最奇怪的是，即便没有主动提出这项意见的省市，有些也隐隐有着学者和媒体的声援支持的声音。
他们提出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，完全不必守着之前的规则，限制今天的发展。
这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经济全球化，产业大分工，这些声音认为应该让粮食生产的工作，大部分转移到国外，从自产屯粮，转变成依赖进口。
他们自诩为改革开放的信徒，仿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接世界经济的必然结果，仿佛一切行业都要遵守这个规律，即便是粮食安全，这种安全的底线，也可突破。
薛明重生前并未进入核心机关，只从媒体电视中知道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大V，对粮食安全和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进行过大肆抨击，泼了不少脏水。
而熟知历史的薛明，自然更知道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以粮杀人灭国的战争手段。
所以他一直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学者公知，对其观点，嗤之以鼻。
如今薛明身处机关，权利中枢，迎头撞上了这个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和长远安全的历史性、决定性的问题，即便抛开阵营身份，只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华儿女，薛明也要只身入局，仗义执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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